今年清明档，电影市场呈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。在《向阳・花》中，赵丽颖化身罪犯母亲高月香，为了给失聪女儿筹集 20 万人工耳蜗的费用，不惜铤而走险;而在《不说话的爱》里，张艺兴挑战聋人父亲小马一角，为留住女儿抚养权，不慎误入犯罪深渊。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纷纷投身于特殊群体角色的塑造，这一趋势并非偶然，去年便已初露端倪。易烊千玺在《小小的我》里成功塑造脑瘫青年刘春和;佟丽娅与黄明昊在《假如，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》中，分别刻画了断臂女性和听障少年;即将到来的五一档，张婧仪为了在《独一无二》中诠释好听障家庭中唯一听人女儿的角色，特意学习了手语。​

　　一时间，青年演员们纷纷卸下华丽精致的戏服，画上质朴粗糙的妆容，努力学习小众的手语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创作中。然而，在这场看似立意崇高的创作浪潮背后，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：这究竟是真心实意地关怀特殊人群，还是仅仅为了制造宣传噱头?流量演员出演特殊人群，对电影票房的提升以及自身的转型发展究竟有多大作用?当 “流量演员 + 苦难题材” 成为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定式，电影行业又会迎来怎样的影响?​

　　流量能转化为票房吗?​

　　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，不乏聚焦特殊群体或底层人民的现实主义佳作。像薛晓路执导的《海洋天堂》，深刻展现了孤独症患者面临的生活困境;娄烨镜头下的《推拿》，生动描绘了盲人世界的独特景象。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，真实地呈现了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。然而，文艺属性与沉重题材的双重特性，使得它们在票房方面始终难以取得重大突破。​

　　近年来，影视行业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破局模式 ——“流量演员饰演特殊群体”，期望通过明星效应与社会议题的有机结合，为现实题材电影带来更为可观的商业价值。2020 年，易烊千玺和刘浩存在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，生动塑造了性格迥异的癌症患者形象，展现了这一特殊群体面对人生挑战时的不同态度。该片最终斩获 14.32 亿的票房佳绩，似乎为 “流量演员 + 苦难题材” 的创作路径提供了成功范例。​

　　此后，这种创作模式逐渐被广泛复制。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，影视行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，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现实题材电影中。易烊千玺、赵丽颖、张艺兴等众多明星纷纷在电影里挑战特殊群体角色，他们所饰演的角色，有的身患重症，有的身体残障，还有的身处社会底层，需要照顾残障家人。对于演员而言，这类角色往往具有更广阔的表演空间;对于电影来说，流量明星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其商业价值。​

　　但随着行业环境的持续变化，残酷的市场数据无情地打破了流量带来的票房幻想。今年清明档，凭借赵丽颖和张艺兴的影响力，以及影片题材本身的话题性，《向阳・花》和《不说话的爱》在映前收获了极高的热度，“想看人数” 和预售成绩均名列前茅。上映首日，两部影片也获得了排片上的明显倾斜，《向阳・花》排片占比达 25%，《不说话的爱》排片占比为 20.5%，分列清明档前两位。​

　　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两部影片都未能将映前的高热度转化为实际票房。从首日上座率来看，《向阳・花》仅为 4.8%，《不说话的爱》为 4.7%，与《我的世界大电影》(10.3%)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11.1%)相比，差距十分明显。最终，游戏改编电影《我的世界大电影》以黑马之姿夺得清明档票房冠军，《向阳・花》位居第二，预售成绩第一的《不说话的爱》甚至不敌已经上映两个多月的《哪吒 2》。截至目前，《向阳・花》和《不说话的爱》的预测总票房与映前相比，已大幅下跌。​

　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?不可否认，电影市场观众流失是一个重要因素，但流量经济在电影市场再次失灵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此前，《小小的我》上映初期同样备受关注，易烊千玺作为极具票房号召力的青年演员，其每一次亮相都备受瞩目。然而，该片最终票房成绩未达预期，7.65 亿的票房在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中并不突出。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票房表现更是不佳，甚至一度撤出春节档，二轮上映后累计票房仅 2.74 亿。坐拥暑期档优势的《假如，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》，由佟丽娅和黄明昊主演，票房也仅仅刚过 1500 万。​

　　现实题材电影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受到行业推崇，但流量明星的加入并未如预期般为电影票房带来显著的附加价值。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，当流量明星涉足弱势群体题材时，电影的粉丝属性变得极为突出。这种现象反映在电影市场上，就是电影映前预售成绩往往十分出色，但由于口碑不佳，影片的长尾效应有限，映后票房曲线难以持续上扬。反映在电影创作上，流量明星的加盟常常导致创作重心发生偏移。重疾和残障等设定被滥用，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简单手段，演员的表演也更多地流于表面，追求视觉上的奇观效果，而弱势群体的真实困境却被简化为一个个符号，得不到深入展现。当流量演员主演的聚焦底层群众的电影不断涌现，我们不得不深思：这场立意看似崇高的创作实验，究竟是真心关怀特殊人群，还是仅仅为了制造噱头?​

　　关怀社会还是制造噱头?​

　　《向阳・花》聚焦刑满释放女性重返社会所面临的困境;《不说话的爱》以聋人家庭的亲情羁绊为主线;《小小的我》深入探索脑瘫患者的生活世界;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讲述了两个重症年轻人之间 “生命接力” 的约定。不可否认，这些电影将目光投向被社会忽视的特殊人群，试图唤起观众对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同情，选题本身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。​

　　在宣发过程中，《不说话的爱》邀请听障群体参与观影交流活动，并推出助听字幕版;《小小的我》在影片上映后发起 “苔花公约”，积极推动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。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关怀，促使观众开始关注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，也为电影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。​

　　然而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流量演员在影片中成为特殊人群的代表，其主角光环被过度放大时，不仅可能压缩配角的发挥空间，更会弱化电影所关注的社会议题。例如，在《不说话的爱》中，黄尧饰演的木木妈妈经济条件优越;在《小小的我》里，周雨彤饰演的雅雅阳光健康。她们作为男主生活中极为亲近的人，在剧情发展中却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线，在男主的成长蜕变过程中也几乎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，使得这两部电影几乎成为了张艺兴和易烊千玺的个人表演。​

　　从故事层面来看，由于主角光环的过度影响，真正用于展现电影核心议题的篇幅被严重压缩。在《向阳・花》中，为失聪女儿筹钱购买人工耳蜗是高月香的核心诉求，但在整部影片中，失聪女儿的形象单薄如纸片，母女之间同框的场景不仅次数稀少，而且十分仓促，使得这条关键情节线显得极不完整。​

　　在 “流量演员 + 苦难题材” 的创作模式下，电影的叙事方式逐渐向以流量演员为核心偏移，宣传方式亦是如此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赵丽颖、张艺兴学习手语的片段被反复炒作，成为宣扬演员 “敬业” 的有力证据;易烊千玺为塑造脑瘫形象所展现的歪嘴、抽搐等外在表演，也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。这些片段被单独剪辑出来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。片方深知，相比严肃的社会议题，放大演员的所谓 “颠覆演技” 更容易制造传播热点，吸引大量流量。​

　　这种营销策略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，公众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流量演员身上，而电影原本想要传达的社会议题却被冷落一旁。电影逐渐从 “为特殊群体发声” 演变为 “为流量演员打造光环”，特殊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反而成为了陪衬。​

　　这种矛盾在舆论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《向阳・花》的路演活动中，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听障儿童母亲在观影后，深受触动，她上台向赵丽颖分享自己与影片中高月香相似的经历，表达了对电影的强烈共鸣。然而，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，登上热搜的却是赵丽颖听故事时落泪的画面。特殊群体的真实声音，在喧嚣的流量狂欢中再次被淹没，无人倾听。​

　　底层叙事成了流量转型的跳板?​

　　流量演员大量涌入现实题材电影，出演特殊人群角色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转型的考虑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摆脱单一的形象标签，尝试多元化的角色塑造，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演技，冲击各类奖项，更有望实现事业上的新突破。​

　　以赵丽颖为例，从《第二十条》中戏份有限的配角，到《向阳・花》中的绝对女主，她在转型之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大胆的步伐。在这两部作品中，郝秀萍和高月香这两个角色虽然处于不同情境，但都深陷社会边缘，为了孩子不惜与命运顽强抗争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。随着对角色理解的不断深入，赵丽颖手语越打越熟练，通过对这两个 “失语者” 角色的精彩演绎，在现实题材领域逐渐站稳脚跟。凭借在《第二十条》中的出色表现，她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，这无疑是对她转型努力的高度认可，也证明她在转型道路上找到了正确方向。​

　　在演艺圈中，通过出演特殊群体角色成功实现转型，最终成为影帝影后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吴慷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曾经在偶像剧《下一站，幸福》中，他饰演苦恋梁慕橙的花拓也;而在电影《富都青年》中，他却摇身一变，成为以无声表演打动观众的哑巴阿邦。凭借在《富都青年》中的精湛演技，吴慷仁成功斩获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同样，钟雪莹在电影《看我今天怎么说》中饰演听障者，为了演好角色，她努力模仿正常人说话，其出色的表演不仅为她赢得了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，还获得了今年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。​

　　虽然不同电影奖项的评选标准存在一定差异，但对于表演类奖项而言，演员的表演技巧、对角色深度的挖掘以及情感的精准传达等，始终是重要的评审依据。相较于普通角色，特殊群体角色往往蕴含着更为强烈的情感冲突，同时演员在身体语言、表情等方面的表现也更容易形成视觉上的冲击力，从而为演员提供了更广阔的表演空间。基于此，流量演员扎堆出演特殊群体角色也就不难理解了。​

　　去年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授予了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中的李庚希。评委会对她的评价是：“李庚希在影片中与角色融为一体，以纯粹有力、细腻真挚的表演，鲜活生动地刻画出凌敏的痛苦与坚韧、抗争与希冀。在微妙表情动作中传递情感变化，在泪水滑落间深挖角色内心，展现出一名青年演员在表演上的敏锐与成熟。” 从这段评语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评委对演员演技和角色塑造深度的重视。这种评奖倾向进一步强化了演员转型的内在逻辑：特殊群体角色所具备的情感烈度与身体奇观，能够有效提升演员的表演层次。对于演员而言，饰演特殊人群并非创作的终极目标，而更像是在攀登职业高峰过程中，手中的一把得力工具。​

　　“流量演员 + 特殊群体” 成为电影创作的一种模式，本身并无不妥。但创作者们应当深刻反思：当流量演员借助特殊角色在颁奖季收获满满时，电影本身究竟向观众传递了哪些具有深刻内涵的信息?演员与电影之间，本应是相互成就的关系，演员为电影增添光彩，电影助力演员成长，实现双赢才是理想的良性发展方向。然而，当下的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，这种创作模式是否已经偏离了初衷，沦为一种表面热闹却缺乏深度的形式?我们期待看到的，是真正能够深入挖掘特殊群体内心世界、展现其真实困境，同时又能让演员充分发挥演技的优秀作品，而不是仅仅将特殊群体作为吸引眼球、助力演员转型的工具。